虽然这个逻辑似乎不太通，但亲友们看见他是真的有点动气了，一时也不敢再往下说。恰在这时一个小男孩从屋外跑进来，边跑边嚷着：“谁说我妹妹是哑巴？你们才是哑巴呢！”跑到小摇车前停了步，转身叉腰看着周围一圈大人。小男孩有一张酷似母亲的俊秀瓜子脸，皱着眉摆出自认为很凶狠的表情。一大一小两个男人动了怒，亲友们顿时觉得好心被当作了驴肝肺，心里摇着头，渐次走出房门散去了。唯有孩子的奶奶无法掩饰脸上的担忧：“这孩子要不是哑巴，那可真的是个闷豆儿，怎么还不说话呢？”

“闷一点也好，省得吵闹，有一个成天闹不停的已经够了。”跨进门的是这家的女主人纪秀兰。

自此方明珠得了个小名，唤作“闷豆儿”。

一岁三个月，“闷豆儿”终于开口说话了，之后她掌握的词句很快赶上邻居同龄的孩子，她从三岁开始学识字和算术，进度也并不比素以聪明伶俐著称的哥哥更慢，方天明和纪秀兰就此松了一口气。然而很快他们又发现，自家女儿在邻居大人小孩眼里，仍然是个笨小孩。

这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，城镇居民的住房基本都由工作单位解决，方家也不例外，住在纪秀兰的工作单位——城乡信用合作社的房子里。一栋石头主体的两层楼，上下各三间房，和一个仅容一人通过的狭窄通道。楼梯是靠外墙修的，就地取材用当地盛产的麻石砌成。楼上正中一间是信用社办公室，尽头一间稍大，是方家一家的住所，二楼的外间住着信用社的另一个员工，一楼则借给了乡公所的两个干部。

乡公所是乡一级的政府机构的办公场所。20世纪70年代中国尚无“城镇化”概念，县城所在的区域也划成一个“乡”，就唤做“风城县城乡”。乡公所一座二层办公楼居南，一座平房住宅朝东，城乡信用社二层小楼居西，北边则是云母矿的简易一层职工住宅，和铁匠张得禄家的私宅平房，合围成一个院落，居住着合计9户人家，在鼓励生育的20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70年代初，每家都有两到三个孩子。中间大概四五十平米的院子里，公共的自来水龙头和水池是大人们洗菜洗衣服打水的地方，其余地方就是十来个年龄相近的孩子聚集玩耍的场地了。

三岁的方明珠坐在信用社的楼梯上，对邻居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的问题一一作答。

“你今年几岁了？”

“三岁。”

“哥哥几岁了？”

“四岁。”

“爸爸几岁了？”

“五岁。”

“妈妈几岁了？”

“六岁。”

……

问的人大笑，旁观的也笑得打跌。在这种问句里换上各种亲戚称谓问明珠，成了院里邻居下班后晚饭前的保留逗乐节目，而小明珠似乎完全觉察不到每天的戏弄是同样的，别人问，她就答。纪秀兰倒也不计较，只在饭好了后出来同笑一笑，然后牵孩子回家吃饭。